1985年的除夕，对于许多文体届未来的新星也是不同寻常的一年，各种滋味自在心头。

　　就比方说未来的跳水皇后高敏吧。

　　自打转糖转出了一条龙来，这个小姑娘就坚定的留在队里，一心一意，努力训练，再没有萌生过退缩的念头。

　　1985年年初,  她的努力和付出终于获得了回报。

　　国家队下达通知，让她如愿以偿成为“国家跳水少年集训组”的一员，去京城参加集训。

　　来到国家队的高敏，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新奇。

　　国家队的生活环境与省体校完全不同。

　　由于跳水运动员既要保证每日所需的高蛋白营养，又不能摄取过多脂肪，所以每天的两顿正餐中都有海产品。

　　国家队的配餐有着严格的规定，每个运动员每天的伙食标准是三十元人民币。

　　而这时，京城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百八十块。

　　然而伴随着伙食标准的改善，训练强度也在不断增加。

　　在国家队,  每個队员必须遵守严格的作息时间。

　　早六点起床、晚十点熄灯。

　　每天的训练时间在八小时以上，只有星期日下午有半天的休息时间。

　　基本上就是训练、吃饭、睡觉、比赛，还有文化课。

　　偶尔在训练局放一场电影，那也得十八岁以上才能看，像高敏这样年龄小的队员没资格。

　　甚至就连春节也是一样，最多就多放半天假。

　　所有人都不能回家，必须坚持训练。

　　1985年农历除夕的下午，京城的天空开始飘雪。

　　高敏还是第一次见到下雪。

　　这个除夕，她也是第一次没有和爸爸妈妈在一起，而是和其他队员一起在训练馆度过。

　　但让她尤为失落的是，她刚刚知道了自己是代训的，所以没有队服。

　　原本进入到国家队，她还觉得好像是对自己一个交待，就是说她高敏也进过国家队，怎么着也算是来过了,  要能穿着国家队的对付回到省队也算不错。

　　可代训的真相,  却彻底打破了她的心理平衡和平静。

　　这就是让人无奈的现状，我国长期以来的运动员选拔方式是逐级选拔。

　　有体育天赋的孩子被发现后,  经基层体育部门推荐被输送到上一级体校。

　　每年，各省体委都会向国家体委输送大量代训队员。

　　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，最终能够留在国家队的只是少数。

　　所以代训并不意味着高敏就是国家队的队员，只不过是意味着，高敏还需要通过更严苛的考验和竞争来证明自己。

　　这个除夕，还有一个未来将在内地歌坛绽放出万丈光芒的女孩和高敏一样。

　　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，情绪陷入深深的低落中。

　　那就是海淀区205中学的学生张嫱。

　　（前面化名用的是张婍，章节锁死，没法改了。在这儿更正一下）

　　坦白来讲，她的运气还不如高敏。

　　因为她的的歌手梦，不但从一开始就遭遇了沉重的打击，而且所有的努力都是没有任何回报的。

　　1984年的暑假，她看到了宁卫民在天坛书市组织的表演，受到崔建演唱的鼓舞，才生出勇气去参加海淀区歌手大赛的。

　　参赛现场，她手拿她手拿妈妈给她买的吉他，又蹦又跳的唱了一首美国卡朋特兄妹的代表作《什锦菜》。

　　可没想到一曲唱罢,  却把评委们吓坏了。

　　要知道，在这个年代，李谷一的《乡恋》都能被批为靡靡之音。

　　当时参赛的歌手大都唱一些红色的革命歌曲或者是民歌。

　　即便是胆大妄为者，充其量也就唱唱刘文正、邓丽君的歌，就已经很了不得了。

　　她这一首英文的什锦菜加在中间，虽然发挥不错，可实在是超前。

　　显得那么突兀，那么不合时宜。

　　即便是在标新立异者的范畴里，也显得太过分了。

　　所以这场比赛如同许多人预料的那样，她没有取得任何成绩。

　　她从评委的口中得到的只有五个字，“回家等通知”。

　　而其他参赛者们，则在她下台后窃窃私语。

　　“唱得真不错，但估计没戏。”

　　“为什么没戏？”

　　“人家肯定不要这样的。除非是民歌和偏美声的……”

　　如果说，这件事到此作罢也就算了，张嫱虽然郁闷，过上几天也就能调整过来。

　　但最能把人逼疯的，是老天爷好像把机会又送到了你的手里。

　　偏偏趁你不备，又把你的机会夺回去，并且当面扔在地上左一脚右一脚的践踏。

　　这次比赛，张嫱其实并未全然一无所获。

　　一位二胡演奏家注意到了她。

　　并且经过私下联络找到了她，邀请她参加自己剧团的演出。

　　于是张嫱终于有了在SMX第一次参加正式演出的机会。

　　初次登上剧场舞台的她被音乐和灯光所倾倒，她载歌载舞，又唱又跳。

　　就连头一次用麦克风，都让她极为兴奋。

　　但可惜的是，第一场演出尽管获得了热烈的掌声，但仍有不同的声音响起。

　　有观众找到了主办方，点名说不喜欢张嫱的表演，希望她下一场别再登台了。

　　就这样，张嫱在后续的几站中，一直没能再拥有表演的机会，这让她备受打击。

　　回到京城之后，小姑娘甚至都不想出门见人了，着实萎靡了一阵子。

　　后来还多亏了母亲所在乐团的同事们指点，张嫱才搞懂了她屡屡遭遇挫折的原因。

　　那些专门搞音乐的叔叔阿姨都是这么说的，“哎呀，丫头，你唱的这些歌儿太流行了，大多数人哪儿接受的了啊？尤其是小地方的，非得被你吓着不可。像你这种唱法，只能去南方的一些音乐茶座里唱歌。因为那边是改革开放的前沿，接受外来文化比较多，只有那里的年轻人，才能接受你这种唱法……”

　　要去南方吗？

　　张嫱还真的动了这个心思，只是她也知道，这件事实在不切实际。

　　且不说她还只是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，还没法彻底离开学校。

　　就是她的妈妈再开明，无论在奇装异服还是另类歌唱风格上再怎么支持她。

　　也不会放心让她长期离家，独自一人，去那么远的地方的。

　　那该怎么办？

　　难道京城就没有一方小小的舞台能够承载自己的梦想，任自己痛快的歌唱吗？

　　不，还有的。

　　马克西姆餐厅不也是像外国酒吧一样的地方吗？

　　要不然怎么会有“七合板”乐队那样的前卫演出？

　　除夕的这一天的年夜饭，张嫱终于下了一个决定。

　　她在餐桌上开口母亲寻求帮助，希望妈妈能帮她联系一下马克西姆餐厅的负责人，看看她是否能在那里登台表演。

　　还不光是年轻人对未来充满迷茫，中年人也是一样。

　　这个除夕，来自美影厂的动画导演戴铁郎也没能够回沪海过春节。

　　而是在京城的旅馆里焦急的等待有关他的动画片《黑猫警长》的一个重要消息。

　　临近中午，制片主任终于回来了，带回来的消息让人松了一口气——“绿灯”通过。

　　只是制片主任郁郁寡欢的表情，不见丝毫喜气，仍然让戴铁郎感受到了这件事里另有文章。

　　关上门一问才知道，果不其然，原来已经制作完成的五集《黑猫警长》是有条件获得放行的。

　　美影厂暂时没有可能再继续制作像《黑猫警长》这样的动画片了。

　　“为什么啊？”戴铁郎不可思议的询问。“这片子所有人看过，反响不都很好吗？尤其是孩子，没有不喜欢的……”

　　“不是的，争议还是挺大的。有些专家对这样一种风格，这样一种形式，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，他们觉得过于商业化。”

　　“商业化？我们追求的本来就是商业化啊。难道日本的《铁臂阿童木》和《森林大帝》不商业化吗？我们的目的不就是要弥补国内多集动画片的空白吗？”

　　“日本是日本，咱们是咱们，我也解释了。可专家的意思，我们还是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风格，多拍水墨动画片这种强烈艺术风格的短片，才能在国外获奖。”

　　“这是什么话？他们难道看不到我们和人家的差距吗？我们要再不拍一些能让孩子感兴趣，产生共鸣的多集动画片，今后电视上就全是外国人的动画片了。不行，我得找他们好好谈谈。”

　　“别别，老戴，你可别冲动。这已经是我们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。你要太计较，弄不好咱们的一切成果就得付之东流。说真的，其实许多意见我都不想告诉你，就是怕你气坏了。像有人就提出，子弹怎么可能转着弯去击中一只耳呢？还有人批评咱们这部动画片过于血腥，情节故弄玄虚，给孩子的是一种荒诞教育。甚至还有人提出，咱们没有民族化。应该在黑猫警长坐的那个摩托上面贴一条龙……”

　　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，戴铁郎不禁痛心疾首，“哎，故步自封啊！这也太不重视外部环境的变化了。咱们美影厂一年只有四百分钟的产量，还得拍艺术化的东西，今后可怎么跟人家去争啊！”

　　“那就不是你我能考虑的事儿了。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啊。”

　　制片主任拍拍戴铁郎的肩膀，又看了看表，“老戴，咱们还是说点实际的吧。任务既然完成，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，就是一起去火车站，看看能不能搞到明天回家的车票……”

　　有人感受到桎梏，对此无能为力，然而有人却拼尽全力的要挣脱桎梏。

　　1983年，从仪器厂破格调入儿童文学出版社的郑元洁，哪怕处处磕碰，但始终也没放弃追求按劳分配的可能，没有放弃把写作商业化的目标。

　　为此，他竟异想天开的想办一本不登别人的作品，只登他一个人的作品的杂志。

　　他认为必须如此，才能显现出他真正的价值来，拿到原本应属于他的稿酬。

　　才能使他刚刚学步的儿子，搬出楼道内处处是“滋滋”冒气高压锅的筒子楼。

　　应该说，在这个年代，郑元洁绝对算是有能力，又有勇气的文化创业先锋了。

　　只可惜，大多数人是见不到别人标新立异的，哪怕不碍自己的事儿也不行。

　　所以郑元洁越是着了魔似的为这事奔波，就越遭人耻笑。

　　无论去了那家刊物的编辑组，他听得最多的一句回复，就是“郑元洁，你童话写多了吧？你说的那个，压根儿是不可能的事。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”

　　就这样，郑元洁的“自不量力”和“异想天开”，使之沦为许多文人的笑柄。

　　再加上他的小学没毕业的学历，简直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。

　　为此，不只一个人曾公开指责过，说郑元洁纯粹是混进文化队伍里的人。

　　直至1985年的这个除夕，郑元洁回到老家太原，见到了在山西团系统任职的朋友赵延平，事情才开始出现转机。

　　郑元洁一想，团系统是可以办少儿报刊的呀，所以才见面，就对这位朋友脱口而出。

　　“想发财吗？想发财咱们就一起办个刊物。”

　　说实在话，赵延平当时听了郑元洁的想法也无比惊讶。

　　因为这种方式，这种形式，他从来没听说过，更难以想象。

　　就靠一个人支撑一个刊物，郑元洁吃得消吗？

　　就靠一个人支撑一本刊物，又会有多强的生命力？

　　万一这个订阅的费用都收上来了，要是稿子出不来了，该怎么办？

　　到时候，就是想把钱退给全国的读者，都没法操作这事啊。

　　那谁兜得住？

　　风险太大了！

　　“老赵，那些刊登和连载了我的作品的杂志，销量都上去了。虽然他们不说，但是我自己知道，就是我的作品给他们带来了盈利……”

　　“哥们儿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撂挑子。即使我写不出，我也可以给你找别人组稿，保证能按时出刊……”

　　可尽管这个主意听起来如此的不切实际。

　　但由于郑元洁拍着胸脯做出这样的保证，赵延平最终却被好朋友的执着、自信和热情感染了。他还是答应春节过后，会跟主管领导试着申请一下。

　　就这样，郑元洁和赵延平的事业，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。

　　只是此时此刻，他们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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