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今安平在金门大战之后也已沦为废港，剩下的广州口岸，又随着髨贼的入寇而失陷。所以朝廷在海贸上一文银子也收不到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朝廷大臣们，对失去海外贸易口岸这件事，并不觉得是多大的事情。因为大明的大多数年份里，海洋带来的只是威胁，不是收入。为了防备东洋西洋来得“倭寇”“洋盗”，还要花费重金沿海设防。

        隆庆开海这件事，在历史书上被大书特书有特殊的意义。实则探究其政策内容和通过的背景就知道，所谓的“开海”，更多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寓禁于征的措施罢了。官方在无法禁止民间海外贸易的情况下，有限度地放开一道缝，把一部分地下贸易转入地上，从而可以从中抽税。这并不意味着大明已经意识到了海商贸易的重要性，也不意味着明王朝对待商贸的态度改弦易辙。

        选择月港作为开放口岸，本身就体现出了开海是一种权宜之计。月港附近多山，使得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空间。土地少而贫瘠、交通不便，大明所鼓励的农业在这里难以发展。不得不靠海吃海的搞起了走私贸易。换而言之，这是一种“不得已”的作法。月港的地理环境，本身来说并不适合作为开放口岸。

        这种三心二意的开关政策，使得朝廷在发展海上贸易上并不重视，而且还有意的加以限制。即使是在最繁华的1594年，月港的所有税收也不到三万两。对大明的财政不过九牛一毛而已。

        温体仁是浙江湖州人，对海贸的“赚钱”其实是有切身体会的。大量输出海外的丝织品大多出这里，作为本地缙绅，每年光是销售生丝和蚕茧的收入就是一笔莫大的收入。至于其他人，则对此并无太深的印象。

        刘宇亮道：“陛下，本朝开埠，以月港旧例，每年引税、水饷、陆饷、增饷不过两万两。今云可得银二十万两，实乃虚妄之言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其他阁僚也纷纷表示质疑。二十万两可不算小数字了。很多地方一个县全年的商税才不过几两银子。上海县虽富也不至于能点石成金。

        温体仁却知道这不是什么虚妄之言。海贸的利润之高，他有所耳闻。尤其是这几年招商船行以上海为基地，悄悄地和日本、朝鲜做生意，参股的江南缙绅无不赚得盆满钵满。温家虽然没有直接入股，但他家是招商船行的主要生丝供应商之一，每年只是卖生丝就就能净得数千两。若是朝廷在上海开埠，依照当初月港事例每年东西洋一百一十引的制度发放船引，再按照郑芝龙在安平收取“牌饷”每船两千两计算，二十万两是手到擒来之事。

        不知这上书之人是谁？温体仁暗暗诧异。通政司送来的所有奏章他都看过引黄，大概知道内容，最近这一年多来就没有人上书谈过开埠设关之事。

        皇帝久居深宫之中，连京师都没有出过，显然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，那么是谁上书的呢？温体仁立刻想到了太监。

        太监的贪婪异乎寻常，且万历年间就有派遣太监去各地税关担任税监之事，皇帝莫非是受了太监的蛊惑才想起了此事？

        但是眼下的江南海贸利益，多在江南士绅手中。朝廷要在上海开埠设关，侵夺他们的权宜，不啻于虎口夺食。

        虽说他已经有心要整治复社，在上海设关大可借此掐断他们的财源。但他可不愿与江南缙绅为敌。何况太监们谋划此事，亦未与自己通气――他倒不反对太监借此敛财，但是白白的送一个好处给他们，他也没这个兴趣。

        当即他轻轻咳嗽一声，道：“开埠固然能增国家之收成。只是上海县不甚妥当。”他提醒道，“上海乃是南直大县，距南京不过数百里，快马朝发夕至，又扼长江入海要道，乃海防重镇。沿江沿海港口多而兵船少，最难关防，不宜开埠行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上海的海贸各种优势在17世纪的官员们看来，正是最大的劣势。温体仁如此一说，阁僚们纷纷表示赞成。

        温体仁这番话说得有理有据，皇帝闻言一时间也无从反驳。毕竟这只是钱太冲这样一个无名小卒的建言。

        眼瞅着此事已无后话，温体仁却又道：“上海虽不合适，然皇上所言开埠之事于国事亦大有益处。臣请不妨在沿海他省，不甚要害之处另择一地，开埠设关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这话说得很是得体，亦照顾到了皇帝的面子。崇祯亦觉甚是满意。其实不论是月港、广州还是上海，他都无甚特殊印象。说到底还是被二十万两的收入打动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只要能收到钱，开埠选择何处他并不在意。当即赞许道：“温卿果是老成持重之言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谢万岁。”温体仁趁机又禀告说此事涉及外夷，事体重大，不妨明发谕旨，令六部九卿并沿海各布政使议处上奏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温卿所言极是。此事须得慎重。”皇帝点头，“就依卿所言，明发谕旨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温体仁回到府邸之中，回想着今天的召对。原本召对并无什么特殊之处，最奇怪的便是这个不知何处而来的“上奏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尽管他推测此事是太监所为，但是回来细想。事情似乎又没这么简单。

        温体仁虽然并不勾结太监，但在宫内亦有相当的人脉，以便及时掌握内廷消息。若是真有人意图谋取关监之职，绝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。

        莫非不是太监，而是另外有人密奏？温体仁想到这里，叫来了一个亲信长随，轻声嘱咐了几句，让他立刻去见一个太监，打探消息。

        不过，这并不是眼下他最要紧的事情。温体仁的政治嗅觉十分之灵敏，自打他入阁以来，树敌甚多，这些政敌眼下正在合流，谋划着把他赶出内阁，而皇帝，隐隐约约也透出了对他的不满。

        圣眷一衰，不但仕途难保，连性命只怕也有忧。温体仁自打知道东林－复社正在谋划推周延儒复起起，就已经预感到自己的脚下开始摇摇欲坠。

        他想除掉周延儒，只有兴起大案，正如当时为了排挤文震孟构陷庶吉士郑鄤。但是要周延儒此人虽然劣迹斑斑，却没什么要命的把柄可以抓，且他已经辞官归乡，除非构陷其谋逆，而谋逆大案势必要牵扯到厂卫，他并无把握能让曹化淳、吴孟明按自己的心意办事。

        怎么办呢？思来想去，既然力推周延儒复出的是东林－复社，翦除其羽翼也是一种方法。这几年在他的运作之下，东林在朝中已经势力大减，真正有能力兴风作浪的，是起之秀复社。

        复社号称小东林，在政治主张和成员上有许多重合之处，但彼此也有区别：一是复社更加注重把持科场，提携门人；而东林只专注于朝廷内部的斗争，对科场不感兴趣；二是复社在更注重控制地方，而东林的重点在中央。

        由于复社在掖进门人弟子方面“不遗余力”，大有把持科场之势，出现了“中式者皆复社之人”的现象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样一个团体的存在，即使它什么不干，也主意使温体仁这样的权臣芒刺在背，何况它还是自己的敌人！

        因为东林的关系，温体仁早就与复社早就势如水火，崇祯六年六月，温体仁当上首辅后不久，他的弟弟温育仁指使宜兴人吴炳作了一本《绿牡丹传奇》，影射复社的各种丑恶现象，温育人还命人将此书改编成剧本，搬上舞台四处演出。

        此事闹得很大，惊动了张溥和张采。二张为此专程奔赴浙江，会见了提督学政黎元宽。黎元宽随即下令毁禁此书，并追究作者责任，将温育仁的家人逮捕入狱。此事过后，温体仁第一次意识到张溥的实力，他虽然已经下野了，却仍能遥控朝政。便下决心要铲除复社。

        这年秋天，太仓歉收，二张写了一篇《军储说》，对救荒政策发表议论。苏州府推官周之夔指责二张“悖违祖制，紊乱漕规”。周之夔是福州人，亦曾加入过复社，与东林的钱谦益、瞿式耜友好，主讲过垆册书院。他因为自己名气高而自负，不被复社其他成员所接受。后与张溥结怨。

        然而他的弹劾并没有起到作用，到了崇祯八年七月周之夔被罢免。周之夔认为自己下台是复社运作的结果，十分气愤，于是写了一篇《复社或问》，对复社和二张进行控诉。九年五月，太仓人陆文声又控告二张“倡复社，乱天下”，温体仁趁机周之夔和陆文声的控告送有关部门审议，想借机兴大狱。

        但是温体仁显然错误估计了“通天教主”的势力。提学御史倪元珙、海道副使冯元飏、太仓知州周仲连拒不执行命令，不惜降职，进行保护，使温体仁的计划遇到了挫折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件事使得他对复社的能量有了充分的认识，也因此坚定了要铲除复社的心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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